後人拼湊記憶片斷所窺復的歷史，往往各自解讀後也是同中有異、異中求同。我把前文提到的「台灣番薯文化誌」買回來看過後，就有這個感覺。
(圖片出處 中研院平埔文化資訊網)
坦白說，「台灣番薯文化誌」寫得很詳細，值得一讀；我所想到的疑問，本書大都已經提出了一些合理的推論。所以這次我僅就本書與前文相異的部份補充書寫，並更正我原先寫的有些問題的地方，提供大家參考。
首先容我更正一個資料。前文提到華僑陳振龍把蕃薯運入中國賑災，應該修正如下：
福建1593 年發生大旱，把蕃薯提供給當時福建巡撫推廣種植，解除福建飢旱的，並不是陳振龍而是他的兒子陳經綸。這顯示中國福建引入蕃薯的年份還要更早一點，只是栽種規模仍無從得知。
不過這與台灣蕃薯是否由中國傳入，依然缺乏足直接證據。
有關番薯傳播路徑傳說較為獲得各方認同的說法，是從中南美洲傳到東南亞、由東南亞傳入中國，再傳入日本。
不過本書對蕃薯如何傳入台灣、由誰傳入，則舉出了更為多樣的推論。例如書中提到，陳第「東番記」雖然是對台灣蕃薯的首次記錄，卻將之歸類於蔬菜而非穀物；而荷蘭人 (1623) 對台灣的觀察報告，也佐證當時台灣雖可見蕃薯蹤跡，卻僅是野生植物而非農作。此外作者還提到，原住民當時以小米與「芋」為主食，卻缺乏證據顯示番薯也是作物之一，同時記錄到南部出現番薯的時間，也較北部早了很多年。
可惜的是，這些史料似乎也無法連結台灣蕃薯與任一已知來源的「直接關係」。畢竟我的重點只是「蕃薯何時登台」，而不是台灣住民將蕃薯「列入作物」的年代。而且，蕃薯在中國的推廣，從福建開始就幾乎都由官方介入。如果台灣蕃薯是由中國傳入，台灣住民應該也會將之列為作物才對，為何一直以野生形態存在呢？
（這是新化農會研發的超美味冰烤蕃薯，還外銷日本喔！）
第二件值得一談的是文字遊戲，「薯」和「藷」。我在前文提到，國語辭典解釋了我原先對「藷」、「薯」的懷疑，原來兩者音義相通。不過「台灣番薯文化誌」作者卻提出了另外的說明。
蕃薯為旋花科牽牛屬，日本以「甘藷」為其正式名稱，台灣則沿用至今，但多半寫為「甘薯」，這點殆無疑問。可是在蕃薯還沒進入亞洲之前的數百年，亞洲早已經有其它以「藷」為名的植物了，例如「藷蕷」（山藥）就是一例。
山藥為薯蕷科薯蕷屬，在台灣的親戚還有薑黃等，不過這個家族似乎列入藥用的記錄較多。既然國語辭典認定這兩個字詞是通用的，大家就放心的用吧，畢竟遇到古文的機會沒有那麼多啦！
薯蕷（しょよ- やまいも）
自然薯（じねんじょ）
甘薯（かんしょ- サツマイモのこと）
蕃薯（ばんしょ - サツマイモのこと）
最後一點是關於「地瓜」一詞的起源。雖然我一時間沒找到「台灣番薯文化誌」有無明確介紹「地瓜」詞源，但還是在書中發現幾處資料，顯示「番薯，又稱地瓜」的說法至少在清代已頗為流傳。
第一個例子，是書中第48頁的插圖「六十七兩采風圖卷」（收錄於「番社采風圖考」）。「六十七兩采風圖卷」是當時巡台御史六十七（滿人）到任後，找畫工繪製的台灣各地采風見聞，完成於清乾隆十一年間 (1746)。在這幅植物圖說的番薯旁邊，是這樣標示的：
番薯又名地瓜，蔓生結寔于土，皮有紅白二色，生熟皆可食...
第二個例子是十九世紀清道光年間編纂的「彰化縣志」寫著：
每日三餐，富者米飯，貧者食粥及地瓜，雖欠歲不聞啼譏也....
台灣日治之後，在明治三十一年 (1898) 完成的「樹杞林治」，也出現了這樣的內容：
台民日食三餐，以日出日入為度。富者以米煮熟炊乾為飯；佐以豬、牛、羊、雞鴨、魚蝦之味。貧者以地瓜和米為粥，佐以蔬菜、醬油諸物，必不敢濫食豬、雞之肉，惟興工耕作則煮飯食之。...
除了書中所提三點之外，我又順手查閱了「彰化縣志」卷十的物產志。結果發現，官方稱法是地瓜而非蕃薯：
地瓜，俗名番薯，有紅、有白，生、熟皆可食，可治渴，可濟饑，可釀酒作粉。萬曆中，閩人得之外國，凡瘠土沙礫之地皆可種。或云：有金姓者，自文來國攜回，故亦名金薯。又有一種田薯，蔓生，根伏土中，一籐可七、八塊。
好奇怪啊！台灣歷經清治、日治，明明常民生活、地名、口語所用就是蕃薯，為何清官方文獻會出現「地瓜」一詞，究竟是源起何時何地呢，難道是滿人稱蕃薯為地瓜？下次再來查吧！
結束本篇前，我想再推薦一次「台灣番薯文化誌」。本書內容豐富、圖文並茂，保證「不錯看的啦」！
謝謝你推薦我的書，感激不盡
回覆刪除書中其實有蠻多疏漏的地方
還請你多多指教嚕
感恩感恩